解放战争打到1948年，华北的局势已经明眼人都能看清。傅作义作为华北“剿总”总司令，手里握着几十万部队，却陷入了两难境地。东北野战军刚打完辽沈战役，百万大军已经秘密入关，而华北野战军在西边牵制，他的部队被一点点分割在北平、天津、张家口几个地方，想跑都没路。

蒋介石一直催着傅作义把部队南撤，守住长江防线，可傅作义心里有自己的盘算。他是绥远人，部队里很多都是家乡子弟，真要南撤，人心不一定稳。更重要的是，他看得出来国民党的气数越来越尽，只是还没下定决心迈出那一步。

这时候，有个人已经悄悄在他身边埋下了和平的种子，就是他的女儿傅冬菊。傅冬菊1947年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之前还参与过进步青年组织的活动，1948年11月被地下党调回北平，专门负责和父亲沟通。刚开始，傅冬菊没敢直接挑明，只是旁敲侧击地跟父亲聊局势，说老百姓不想再打仗了。

傅作义何等精明，很快就察觉到女儿的不对劲。他心里犯嘀咕，这世道乱，军统的人无孔不入，会不会是有人利用女儿来套他的话？所以当傅冬菊第一次试探着提和平谈判时，傅作义第一反应就是警惕，直截了当地问：“是真共产党还是军统？你可别上当，遇上假共产党就麻烦了。”

傅冬菊早有准备，如实说是同学介绍的真共产党，可傅作义还是不放心，紧接着抛出了那个直击要害的问题：“是毛泽东派来的，还是聂荣臻派来的？” 这句话问得突然，傅冬菊一时没答上来，只能赶紧去找地下党负责人余涤清请示。余涤清明确告诉她，就说是毛泽东派来的，这才给了她回复父亲的底气。

傅作义听说是毛泽东的意思，没再追问，但也没立刻表态，只是说“可以考虑”。其实他心里还是在摇摆，一边是蒋介石的压力，一边是解放军的军事包围，还有对“忠”的纠结——他总跟部下念叨，和谈是不是投降？不讲道德还能做人吗？

真正让他心态失衡的，是接连不断的兵败电报。1948年底，解放军先打张家口，把他西窜的后路断了，紧接着围攻新保安，那里驻守的是傅作义最精锐的35军。傅作义急得不行，派部队去解围，可怎么也冲不破解放军的包围圈。12月22日，新保安被攻克，35军全军覆没的电报送到傅作义手上时，他整个人都垮了。

那段时间，傅冬菊把父亲的一举一动都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，再悄悄汇报给地下党。她看到父亲在家里不停叹气，对着火柴棍发呆，有时候甚至对着镜子大喊大叫，急了还会拔出手枪对着太阳穴，吓得她赶紧上前劝阻。这些情绪波动，很快就传到了聂荣臻那里，为解放军制定策略提供了重要参考。聂荣臻后来都夸，能这么快摸清敌军最高指挥官的动态，在战争史上都少见。

新保安失守后没几天，天津又出事了。解放军给守天津的陈长捷发了最后通牒，让他放下武器，可陈长捷听了傅作义“坚守待援”的命令，硬是不投降。结果解放军只用了29个小时就攻破了天津，陈长捷被俘。这封电报过来，傅作义彻底没了底气——他手里能打的牌，已经没几张了。

这时候，地下党又通过民主人士给傅作义带话，告诉他“忠要忠于人民，不是忠于某个人”，还举了商汤、周武讨伐桀、纣的例子，说顺应民心的事，后人只会赞美。傅冬菊也在旁边劝他，说北平是古都，要是打起来，老百姓遭殃，文物也保不住，这可是千古罪人。

傅作义心里的天平，慢慢偏向了和平。他开始正式派人和解放军谈判，可中间还是有反复，一会儿担心自己的出路，一会儿又受国民党特务的干扰。直到1949年1月，双方终于达成《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》，25万国民党军队撤出北平城区，接受改编。1月31日，解放军进驻北平，这座古城终于免遭战火。

后来傅作义还是有点顾虑，想见见毛泽东。1949年2月，毛泽东在石家庄接见了他，两人聊了很久，毛泽东的宽宏大量让他悬着的心彻底放了下来。4月1日，傅作义向全国发了和平通电，毛泽东第二天就复电，肯定了他的功绩，欢迎他站在人民这边。

傅冬菊后来回忆，自己那时候就是党安排在父亲身边的“传声筒”，没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，只是把该说的话传到了，把该反馈的情况报了上去。可就是这个“传声筒”，在关键时刻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。

回头看那段历史，傅作义的那个发问，其实藏着他内心的挣扎和迷茫。他不是不想和平，只是被身份、立场、忠诚这些东西困住了。而傅冬菊的坚持，地下党的努力，还有解放军的军事压力，最终推着他做出了正确的选择。

北平和平解放后，这种“北平方式”又影响了湖南、云南、新疆等地的和平解放，让无数老百姓免于战乱。可现在想想，如果当时傅作义没问那句话，或者傅冬菊没能坚持沟通，北平会不会是另一番景象？有时候历史的转折，就是藏在这样一句突如其来的发问里，藏在普通人的勇气和坚持里。